又拿掉20项，完全取消无谓证明还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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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谓证明的背后，是长期以来，一些政府部门、公用企事业单位和服务机构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作祟。对其治理，也必然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过程。

亲属关系证明、无犯罪记录证明、证件遗失证明……据新华社报道，根据民政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出台的指导意见，20项证明被明确不应由社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出具。

意见明确，要用3年左右时间，逐步建立起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出具证明工作的规范化制度体系和长效机制，从根本上改变“社区万能章”“社区成为证明大本营”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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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图据人民日报

“去找社区开个证明。”这是办事群众以往常听到的一句话，也是一些办事机构工作人员的口头禅。清理奇葩证明、循环证明、重复证明等各类无谓证明，终于向最基层开了刀，可以说是一个标志性的进步。

不过，很多人可能有疑问，印象中，清理各类无谓证明这么多年了，怎么还有这么多证明需求？到底是谁需要这些证明？社区不盖章了，是不是这些证明需求也就随之消失了？

这就不得不审视各类无谓证明为什么会诞生了。其实，自打有行政机构和公共权力以来，这类证明就一直存在，它和一些逾矩的权力是一种伴生的状态。它们之所以诞生，在于没有服务意识的行政权力，在于权力对公共责任的回避、转移和推诿。

这一轮针对无谓证明的整治，大概可以回溯到2015年。当年4月，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怎么证明我妈是我妈》，提到市民陈先生出境旅游填自己母亲为紧急联络人，却被要求证明他和他母亲是母子关系的案例。一个月后，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就提到这个案例。怎么证明“我妈是我妈”？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媒体报道，在那次会议上，还讨论了“这些办事机构到底是出于对老百姓负责的态度，还是在故意给老百姓设置障碍？”之后，全国各地区、各部门陆续开展了权力清单、简政放权、清理证明等工作。截至2017年9月28日，据新华社报道，全国行政审批改革已减少各类“奇葩证明”800余项。

需要认识到，各类无谓证明，它不是“挂”在一些机构单位上的，而是“长”在上面的。清理它们需要触动筋骨和深切利益，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如北京市，从2016年到2019年11月，先后形成了五批清理证明目录方案，累计取消证明277项，精简比例84%；如公安部，先后推出了“28项措施”“五个一律”“第一批、第二批不再开具的证明清单”等政策措施。

就在今年3月17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再次强调，近期，各地陆续复工复产，个别地方出现审批形式主义的现象；要清理取消不合时宜的临时管制措施和不合理的证明、收费等规定。可以说，有些不合理的证明，即使被清理了，还会出现“复阳”症状。这就需要持续的提醒和修正。

当然，也要认识到，一些无谓证明的产生，有着难以回避的客观因素。比如，由于信息共享不充分、职能部门之间存在行政壁垒，往往各自为政，自成一套办事体系，从而将成本和责任转嫁到了办事群众身上。

针对这一点，近年来也有了改革措施。如2016年底，“最多跑一次”在浙江首次被提出，通过“一窗受理、集成服务、一次办结”的服务模式创新，让办事企业和群众尽可能地方便省事。2018年11月30日，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浙江省保障“最多跑一次”改革规定》，规定自2019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这一模式能否全国推行，也必然需要时间检验。

可以说，无谓证明的背后，是长期以来，一些政府部门、公用企事业单位和服务机构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作祟。对其治理，也必然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过程。清理各类无谓证明，本质上是和建设服务型政府、依法行政、规范权力运行等是一脉相承、一体多面的。后面这些目标能否彻底实现，也决定着种种不合理证明是否会彻底消失。

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樊成

编辑汪垠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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