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打击恶意索赔十大案例发布：三人搜索“极限词”商品敲诈勒索近万家店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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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三人团伙在互联网平台上专门搜索描述中含“极限词”的商品，进而敲诈勒索近万家店铺。在阿里里巴巴协助下，浙江嘉兴南湖警方一举破获这一重大互联网新型犯罪案件。1月7日，在第四届网络新“枫桥经验”高峰研讨会上，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互联网法律研究中心发布“2019打击恶意索赔十大案例”，上述利用“极限词”恶意投诉敲诈勒索的案件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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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网络新“枫桥经验”高峰研讨会现场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以来，国家层面连续出台了多个政策法规，打击以牟利为目的的恶意索赔行为。2020年1月1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新发布的《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正式实施，其中明确规定“不是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或者不能证明与被投诉人之间存在消费者权益争议”发起的投诉，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不予受理。遏制恶意索赔群体、优化营商环境成为社会各界共识。

三人团伙搜索“极限词”敲诈勒索近万家店铺

专家称恶意索赔呈现出团伙性、规模化、专业化趋势

2018年10月，在阿里安全的技术协助下，浙江嘉兴南湖公安分局打掉一个敲诈勒索的“极限词流氓”团伙。这个由陶某、吴某某、刘某某组成的三人团伙，在互联网平台上专门搜索描述中含“极限词”的商品，购买后申请退款，同时向平台投诉并提供伪造的已向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的图片，以恶意投诉、威胁为手段，向近万家店铺实施敲诈勒索，最终成功敲诈400余家店铺，犯罪所得20余万元。

2019年8月，嘉兴市南湖区法院对该案作出判决，三名被告人被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刑，并处罚金。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互联网法律研究中心在十大案件评选中认为：“该案打击以投诉为名、行敲诈勒索之实的恶势力犯罪团伙，为维护网络营商环境的健康发展起到了示范性的作用。”

该中心主任高艳东介绍，评选出来的十大案例中，涉案人员的典型行为特点是覆盖线上线下，抓住商家无意过失而非作恶的瑕疵，进行小额多笔型敲诈；而在组织程度上，从个人投机式恶意投诉向团伙型恶意投诉发展，恶性危害也随之发酵，多个恶意投诉团伙被评价为恶势力组织。从司法裁判角度来看，从上游传授犯罪方法、帮助准备工具至下游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行为，已实现了全链路打击。

“在过去数字经济领域的市场监管更倾向于消费者权益保护，而现在向平衡化的倾向更加明显，向营商环境保护方面的转化越来越明显，这也是数字经济治理的一个升级。”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监分局局长吕国威说，平台还不够强势的时候，网商违法行为相对来说不容易得到规范，平台作为数字经济重要的一个介入，在消费者群体面前，有的时候网商地位反而显得弱势。

中国消费者协会投诉部主任张德志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开宗明义讲得很清楚，保护消费者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第二条写的是消费者为生活购买商品，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为生活消费需要”，明确了职业索赔人与消费者正常主张权益的区别以后，去年整个投诉量、举报量减少了50%。

“近年来，全国以打假维权为名发起的恶意投诉举报每年超100万件，如果每一件一个工作人员处理1小时的话，你想想要占据多大的司法资源？”高艳东说，恶意索赔呈现出团伙化、专业化、规模化、程式化趋势，严重扰乱正常经营秩序，消耗大量社会、司法资源，有关遏制恶意索赔的呼声渐高。

“恶意索赔”治理走向多角度

“非生活消费需要购买”发起的投诉将不予受理

2019年，中央有关恶意索赔的治理文件频频下发：5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提出“对恶意举报非法牟利的行为，要依法严厉打击”；8月8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切实保护平台经济参与者合法权益，打击以“打假”为名的敲诈勒索行为；9月6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指导意见》，也明确规定“依法规范牟利性‘打假’和索赔行为”。

立法层面，在2019年8月底答复全国人大代表李长青的建议中，市场监管总局明确将配合司法部尽快出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对广告宣传、标签标识、说明书等存在不影响商品或者服务质量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瑕疵不属于欺诈行为进行细化规定。12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沈春耀在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上，明确表示允许和鼓励地方探索立法限制恶意投诉、恶意索赔等牟利行为。

值得一提的是，从2020年1月1日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开始实施，新规对于“非生活消费需要购买”等情形发起的投诉，市场监管部门不予受理，宣告通过恶意投诉牟利的大门关闭。

就杭州而言，吕国威介绍，通过全国首个网络交易纠纷在线调解平台，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及纠纷和解、多元化调解、全程在线处理、信息智能分析、结果司法确认等功能为一体，相比起传统的调解方式效率提高了30%以上。平台成立以后，共调解纠纷60余万起，处置率是100%，认可率是99%。

据介绍，杭州首创了市场监管互联网执法办事系统，基本上实现了人工智能、大数据、电子签名等技术应用到在线网络举报案件的处理。网店的经营者实现了零距离在线接受执法部门的调查。市场监管局可以在线完成行政执法程序，对于商家的日常经营也可以进行在线指导，对轻微的违法行为做出快速处理。

运行一年多来，两名执法人员共办理案件9226件。“这个在线下是不可想象的，一般线下两名办案人员一年能办30个案件已经是了不得了。”吕国威说，“通过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办理原则，既高效地保护了商家不受恶意索赔的胁迫，又便捷地保护了消费者的权益”。

立法、司法、行政三管齐下共治的局面已开始形成。

在阿里巴巴《2018年数字经济营商环境》报告中提到，2018年10月，阿里巴巴针对各类恶意行为进行了试探性分析和打击，协助各地警方，对涉及恶意拍货、恶意投诉、恶意评价、恶意退款四类行为，协助广东、浙江、安徽、福建、上海、江苏等14个省、直辖市的36个地级市公安机关，破获各类恶意行为案件137起，打击、处理犯罪嫌疑人290名。

“恶意索赔对社会到底是向善的还是向恶的，在社会上越来越形成了共识。”阿里巴巴集团首席平台治理官郑俊芳说，在数字经济时代，平台面临网络恶意行为的挑战，需要凝聚社会共识。以技术和共治为内核的数字经济治理模式和经验，不仅在解决商业问题上发挥作用，创造新的商业机遇，还在参与社会治理和解决各类社会问题上提供了借鉴和更多想象空间，为社会创造更多新价值。

红星新闻记者赵倩吴阳北京报道

编辑张莉